论民法典视域下涉家庭暴力案件的

妇女权益保护

单位：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

作者：黄学欣

联系方式：0431-8855 8527

论民法典视域下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妇女权益保护

论文提要：

2021年1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正式施行，其将“禁止家庭暴力”作为基本原则规定于婚姻家庭编，足见我国对反家庭暴力的重视程度。在反家庭暴力方面，我国已走过20年左右的发展路程，相关的法律规定也较为详尽完备，但在反家庭暴力领域仍然存在家庭暴力认定难、救济效果有限、救济方式单一等问题亟待解决。对此，主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：一、改善证据采信规则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，适当加强职权调查程序，以此改善家庭暴力认定难问题；二、通过设置针对性的施暴惩戒措施，增设检察官家事诉讼提起程序，增加反家庭暴力救济效果；三、完善人身保护令设置，充实反家庭暴力保障措施，增强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，对此解决救济方式单一问题。相信通过上述举措，可以有效助力在《民法典》视域下更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。（全文共7879字）

主要创新观点：

1.提出改进证据采信规则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，并探讨法官依职权展开调查的合理性、可行性，解决家庭暴力认定难问题；2.提出针对施暴人员的惩戒规制措施，以及建议由检察官适当参与家事诉讼程序，提升反家庭暴力效果；3.完善当前我国人身保护令的设置，提出增设就业服务等社会保障制度，扩大反家庭暴力救济范围。

以下正文：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其曾指出，我们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，上升为国家意志，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。2020年5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典》）正式颁布，并于2021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，新颁布的《民法典》相较于以往更加重视家庭家风的建设。本次《民法典》更是以“禁止家庭暴力”作为基本准则，并明示要求重视优良家风、文明家风的建设。此极大保护了广大妇女，尤其是身处家庭暴力之下的妇女之合法权益。但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以法之必行。”对此，本文以《民法典》的出台为契机，探讨现行法律规定下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妇女权益保护问题。

一、我国反家庭暴力之发展历程

常言道，家庭暴力只有0和无数次的区别。现实生活中，家庭暴力所制造的悲剧不胜枚举。多年来，我国也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来规制家庭暴力行为。

2001年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）通过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婚姻法》），首次在法律上对家庭暴力问题予以规制和回应，这是国家层面重视妇女人权保障的意识觉醒。2005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），明确了相关职能部门在制止家庭暴力问题方面的职责和权限，从明确权力主体方面有效保障妇女权益的合理实现。

随着社会的纵深发展、妇女权益保障意识的普及，2015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反家庭暴力法》）横空出世。由此，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妇女，除了可依据《婚姻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迳行主张离婚，以及第四十六条规定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以外，还可依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相关规定请求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救济措施，由此，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得到进一步地提高和发展。

2020年5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典》）出台，其整合了《婚姻法》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>的司法解释》原有的相关规定，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理念和要求，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规范，在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的开篇更是直接明令“禁止家庭暴力”。

从我国近20年的发展进程来看，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层级不断提高，立法规定也由粗糙走向细致、由具体走向原则、由少量走向多数，可见我国对于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视和关注。20年左右的反家庭暴力奋战史如今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。据全国妇联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目前反家庭暴力工作出现“三高两低”的喜人变化——三高体现于妇女自我保护意识提高、公众参与反家庭暴力意愿提高、司法机关应对处置能力提高，两低表现于受暴妇女人数降低、恶性暴力事件数目降低。现有的成绩是以往扎实工作的必然结果，但此并不足以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。毕竟，家庭暴力事件数量的降低并不代表完全消除。譬如，2019年家暴便二次成为热点话题登录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周刊节目。在这一年来里，网红美妆博主宇芽遭画家沱沱家暴、流量明星蒋劲夫家暴女友等，引发广大人民群众“反家庭暴力”的强烈呼声和反映。由此可见，侵害妇女权益的家暴事件仍然在身边，民众对于家暴事件更是反映强烈。这要求我们，既要巩固维护现有的“三高两低”的反家庭暴力成果，同时也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分析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发展变化趋势，完善细化家暴应对措施。

二、我国反家庭暴力之问题检视

（一）我国反家庭暴力现状速览

1.我国反家庭暴力之立法数据

表1：涉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层级及数量

在威科先行·法律信息数据库中的法规数据库中以“家庭暴力”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，可检索到在规制家庭暴力方面，我国前后制定出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共计1164件。具体效力层级和数量如上表所示。

根据表1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数据来看，我国在反家庭暴力方面已经具有较为充足的法律规范，足以为受暴妇女提供相应的法律规范进行维权。但是，以“家庭暴力”为标题关键词进行搜索时，我国仅有93个规范性文件，现行有效的仅82个。通过对该82个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性分析，发现其中大部分规范性文件主要是针对如何反家庭暴力、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如何实施进行规定，针对反家庭暴力的延展性规定较少，仅占比11%左右。

2.我国反家庭暴力之司法数据

在威科先行·法律信息数据库以“家庭暴力”为关键词检索案例库，检索出涉“家庭暴力”案件的数量共计175 855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对妇女施暴的案件数量大约为139 927件（婚姻家庭占134215件），占比80%，即每10个诉至法院的家暴案件中，受害妇女至少8个或以上。^⑪

根据对上述案件的分析统计，可以发现，在以往的案件中，当事人主要通过《婚姻法》进行维权主张（具体如图1所示）；对于案件的审理来看，大部分案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办理（具体如图2所示）。

（二）我国反家庭暴力问题剖析

1. 家庭暴力认定难

（1）取证难

从现实的角度出发，受暴妇女很难在遭受暴力的同时理性收集对方暴力证据，多数人员的第一反应是如何规避家暴，或者减轻施暴程度；而且现实生活中，不乏有知识文化水平有限、法律意识淡薄的妇女，即使有举证愿望也常因自身水平限制而难以做到；另外，家暴场所的限制也导致鲜有第三人在场。即使是知晓家暴的周围邻居，本着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态度，也鲜有愿意掺合其中的人员。

而从人性的角度出发，也很难要求受暴者时时设防、处处录音，毕竟，不是每一位受暴者都能理性看待家暴行为，多数受暴者为了走出痛苦的经历和阴影，会选择忘却或原谅，以减轻自身的身体痛苦和心理折磨。另外，施暴人员为了规避法律制裁或者维护自身对外的形象，也会横加阻止受暴妇女收集证据。一旦发现受暴妇女收集证据，其不仅会破坏已收集的证据，更会加大施暴力度，以此达到严格控制受暴妇女的目的，此也进一步加大收证的难度。

（2）采纳难

“举证责任的分配时常令家庭暴力受害者求助受阻”。^⑫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，谁主张谁举证。对于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妇女，应当承担相应的举示证据的责任，但现实生活中，不乏有一些家暴案件，损害后果不严重或者不明显。司法实践中，即有一些办案法官基于家暴证据不足，未予认定存在家庭暴力。即使证据足以证明暴力后果，却又因无法建立暴力行为和暴力后果之间的因果链条而导致败诉。^⑬

而且，涉家庭暴力的案件中，多数当事人并未委托律师，单方委托律师诉讼的人员也很少（具体如上图所示）。由于男女经济实力的差异，往往聘请律师进行诉讼的一方多为男性，也即涉家庭暴力案件中，妇女实际承担更大的败诉风险，尤其诉辩能力较差的妇女。^⑭

2.救济效果有限

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，我国对于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妇女权益保护，司法上主要是通过人身保护令和离婚两种主要方式进行救济。但一方面，我国人身保护令作用范围有限，形式上人身保护令仅有两种形式：一般和紧急，有效期也只有6个月^⑮，受害者申请保护令的期间还属于保护空白期；另一方面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又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方具有适用空间。两种救济方式对于涉家庭暴力的妇女来说，效果有效。

而且，正如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，规制家暴的最好作用方式并不应仅仅着眼于受暴者的权益保护，而应是对施暴者的全面规制。只有在法律上对施暴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否定性评价和规制，才能真正使受暴妇女获得解脱，也能避免下一位与其缔结婚姻关系的妇女遭遇家暴。^⑯在火爆全网络、全民关注的热搜事件中——“知名博主宇芽家暴事件”“流量小星蒋劲夫家暴事件”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受暴者并非是家暴的起点者，也不会是家暴的终结者，她们只不过是其中唯一勇敢拿起法律武器对家庭暴力说“不”的勇士，但是暴力并不会因此而停止。因此，不对施暴者进行行为规制的救济路径，永远只能“治标”，却无法真正实现“治本”。虽然我国公安机关首创告诫制度，但多被用来证明家暴事实的存在，实践中对施暴者的规制十分有限。^⑰

3.救济方式单一

从我国涉家庭暴力的规定来看，我国对受暴妇女的救济方式主要着眼于家庭暴力的预防和规制，延展规范较少，仅我国台湾地区深入关注了受暴者的就业保障、资金扶持、家暴档案建立等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。如下表所示，全国性的规范仅有民政部、妇联出具的受害人庇护救助规范，其他均为各省或地区的地方法规。如今我国已经走过20余年的反家庭暴力进程，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进程中，考量细化涉家庭暴力的延展性规定，应是可循方向。台湾地区的做法，值得我们思考和衡量。

表2：反家庭暴力的延展性规定

三、我国反家庭暴力之应对机制

“家庭对于社会而言，是组成社会的最小细胞，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”。^⑱在涉家庭暴力案件中，重视保护的妇女的合法权益，不仅是因妇女在参与社会的管理中、家庭经营中、与男方的力量对抗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是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”的贯彻落实，也是对妇女基本的身体权、生命权、健康权的维护和保障。而且，据国外一项研究表明，家庭暴力不仅会给受害者的身心带来伤害、影响其正常的家庭生活，还会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，尤其处于成长期的家庭成员。可见，保障受暴妇女的合法权益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在降低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不良影响。而且据该项研究所述，家庭暴力还将带来经济方面的损失，包括劳动力损失、医疗保健资源损失等。^⑲也即，反家庭暴力，其不仅可以为受暴者、家庭成员带来正面效应，其还可以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和作用。

（一）改善证据采信规则

面对司法上家暴认定难的问题，我们必须应当重视的是，作为一个发达、成熟的法治国家，并不应当要求民众日防夜防、处处设防，增加他们反对家庭暴力、合理维权的难度。古时门不必户，正是因为合理的法治规制所达到的治理效果。所以，针对目前家庭暴力认定难的问题，应当重视并探讨通过设置合理的证据采信规则，既维护公平正义，也保护涉家庭暴力的妇女权益。

第一，从本质来说，家庭暴力作为侵权事件，应当按照侵权的四要件，即侵权行为、主观过错、损害后果、因果关系予以认定。但考量到家庭暴力发生的场所的固定性，应当减轻当事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。如当事人有合理证据证明具有损害后果，且其损害后果发生于家庭当中，譬如出警记录、就医记录等，基于表见证据原则，应当合理推定存在家暴行为，^⑳由施暴人员对未实施家暴行为或者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证明。当然，一般如有出警记录，应当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形，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就医记录，则在裁判衡量时，应与具有就医记录的案件区别开来。而对仅有就医记录而无出警记录的案件，除非就医时间可推证应当发生在家中，或者有其他辅助的证据，亦或者当事人社会关系简单无其他矛盾纠纷的，方可推论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形。

第二，在涉家庭暴力的妇女权益保护案件中，可以考量运用职权主义查明事实真相。职权主义是相对辩论主义而言，一般庭审案件中，我们均需遵循严格的辩论主义原则，即法院进行案件裁判的资料来源，只能由当事人向法院提供，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程序后可由法院进行识别、分析和采纳，也即当事人主义。^㉑当然，为了弥补当事人举证质证的不能，我国法律中也明确了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，^㉒但其其本质仍为当事人主义。不同于当事人主义，职权主义是由法官主动探知和查明事实真相，收集相关的证据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材料。职权主义的应用受到严格的规范和管制，其主要适用于社会公益案件中，以保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一方面，从家庭暴力案件的社会意义出发，涉家庭暴力案件不仅关乎受暴妇女的个人合法权益，其更关乎整个社会文明家风的树立和建设，关乎整个国家的妇女权益保护工作；^㉓另一方面，从家庭暴力案件的现实审理出发，受暴妇女，尤其是农村留守妇女此类边缘群体而言，^㉔其因经济实力、文化程度等原因，在诉讼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，既不能有效收集举示受暴证据，也难能聘请专业诉讼律师予以辩护诉讼，且因家暴的隐蔽性和场所的特定性，也加大了其证明家暴存在的力度和困难。因此对涉家庭暴力案件，法官可以考量适用职权主义查明案件事实，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保障弱势群体利益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^㉕

（二）拓展完善救济方式

有学者指出，反家庭暴力主要从四个层面着手，分别是“预防、调查、惩治和赔偿”，^㉖我国在以上四个层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规定，但其中较为稀缺或者说亟待完善的就是合理的惩戒措施。毕竟人身保护令，实质是行为保全制度的延伸，作用范围有限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多致力于事后救济补偿，且以离婚为前提，则为了更好反对家庭暴力，维护受暴妇女权益，加强对施暴人员的行为规制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。^㉗一方面，可以通过参考台湾地区建立家暴档案、美国施行家暴不良记录，我们可以通过与社会信用评级体系进行挂钩，对施暴人员的行为进行评估，根据评级结果从衣、食、住、行四个方面逐步升级设限，暴力倾向严重的，还将计入个人档案，影响相应的就业和生活。^㉘另一方面，在司法文书公开上网方面，针对调解结案的或者其他理由不公开的离婚文书，也应允许其中的家暴部分单独公开，以此形成心理震慑，使施暴人员得以合理管控自身行为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可将涉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员纳入社区矫正的治理范畴，要求施暴人员应定期参与社区家庭辅导课、社区实践拓展课、社区义务劳动等活动，通过上述社会活动提高施暴人员的责任感和同理心。^㉙

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可以探索检察院提起家事诉讼模式。检察官参与提起家事诉讼并非首创，在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以及 我国台湾地区的家事诉讼程序中，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检察官进行家事诉讼的范围和权限。^㉚当然，家事领域毕竟属于私人地域，检察官在参与诉讼时应当把握必要的限度，此可参照《民事诉讼法》中关于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，即由检察官提出建议或者支持相关人员、团体进行诉讼，若“适格主体没有起诉或者没有适格主体，检察院方可提起民事（家事）公益诉讼”。^㉛

（三）扩大反家庭暴力救济范围

一方面，可以考虑适当延长人身保护令的保护时长，乃至参考国外的立法经验设置永久保护令，以此形成更为完备的人身保护令制度，为受暴妇女提供更有保障的护卫。与此同时，为受害者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^㉜、设立受暴专项救助资金、提供心理疏导服务等^㉝也是可行之策。另一方面，可以参考台湾地区的有益做法，完善相应地社会保障制度，譬如在就业服务、救助庇护等，制定更为全面、详尽的扶助措施，以此解决受暴妇女的后顾之忧。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维护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。通过邀请妇联等组织积极参与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审判调解工作，^㉞有效落实妇女权益的保护工作。不过，这毕竟属于涉家庭暴力案件，在调解的适用上应当控制限度，像我国台湾地区设立的“家庭暴力防治法”即严格控制在涉家庭暴力的案件中进行调解及和解。^㉟

反对家庭暴力、保障妇女权益，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“促进妇女全面发展”会议精神的必然要求，也是促进法治进步、社会文明、家庭和谐的内在要求。^㊱维护妇女权益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在新时代，涉家庭暴力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面临良好的机遇，也面临崭新的挑战。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设置、公正的司法程序审判、规范的惩治措施执行、充足的社会保障应援，涉家庭暴力的妇女之合法权益将得到有力的保障与维护。